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9年各行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数据，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行业的工资最高，其中在城镇私营单位为85301元，在城镇非私营单位为161352元。

从事信息技术产业的“码农”数量并不少，特别是一线城市，根据北京市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该市IT相关从业人员高达138.9万人，而在上海和深圳，这个数字是70万人，广州超过50万人，杭州则有40万人。由于互联网经济辐射面大，“码农”的汗水带动了区域整体发展。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报告显示，今年初，在线教育、在线政务、网络支付、网络视频、网络购物、即时通信、网络音乐、搜索引擎等应用的用户规模较2018年底增长迅速，增幅均在10%以上，数字经济在促进消费、保障就业、推动复工复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尽管“码农”为数字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但“35岁天花板”的阴云一直笼罩着。毕竟，超过35岁，对新技术的学习能力和对高强度工作的适应能力不敌年轻人，薪资又较高。不少“码农”在35岁失去岗位，并很难再找到同类工作，也有很多企业对于35岁以上“码农”进行所谓“优化”。猎聘网发布的《2019全国互联网行业程序员就业大数据报告》显示，尽管互联网蓬勃发展20余年，但工作年限10年以上的程序员占比不足12%，35~40岁仅占比5.49%，超过40岁占比1.16%。而把时间倒推，在2015年时，30~35岁的程序员占比近四分之一，换言之，“码农”真的被“35岁的天花板”挡住了。

35岁正值上有老下有小身的年纪，他们的境遇可想而知。有人会问，22~25岁毕业，到35岁不正好能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么？按照《劳动合同法》，“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的”，以及“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且没有相关违规情形下，“劳动者提出或者同意续订、订立劳动合同的，除劳动者提出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外，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问题是，能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并通过这一合同避免“高龄裁员”的“码农”少之又少。互联网行业有其特殊性，不同公司起起伏伏，“码农”经常更换工作单位，导致无法在35岁前后满足相关条件。有的企业在“码农”入职数年后操作“重新离职再入职”，或利用多个马甲公司签合同，这些违规手段导致员工连续工作年限中断，也有的企业宁愿支付“N+1”“N+2”甚至“2N”的赔偿，也要在员工符合条件之前，与其解除劳动合同。有关部门需要完善劳动监管机制来保障“码农”的权益。

诚然，互联网公司具有年轻化特点，许多知名跨国公司，员工平均年龄也多在37~39岁，当然，若平均年龄37~39岁，意味着有大量“4050”员工在发光发热。换言之，35岁“优化”并非行业“国际惯例”。相反，不少跨国公司会尽可能在内部予以高龄员工转型机会，比如培训机会、管理职位等，还有较高的分红和期权可供投资。高龄员工不论是内部消化还是另谋高就，都有一定的体面和足够的资源，家庭生活也不至大起大落。这样的转型机制，正是国内部分企业所缺乏的。

一家互联网企业的成长壮大，得益于全体员工的努力，企业当然有责任帮助高龄员工转型。互联网行业的蓬勃发展，与全社会在信息设施建设和人才培养的投入分不开，“程序员能拿10年高薪完全是经营者给的福报”的想法，恰恰是要不得的。毕竟，培养一个“码农”，其家庭乃至社会付出的成本巨大，12年基础教育加上4~7年的高等教育成本。若其从事本领域工作10年就被“优化”，之后再难从事与其技术水平相匹配的工作，这不仅是对其价值的低估，也是对社会公共资源的极大浪费。

有关方面应当加强对信息技术企业的劳动监管，这并不是给行业和企业加负担，而是通过切实保护员工权益，促进行业可持续发展。事实上，创造力才是互联网企业最重要的竞争力，想留住最好的大脑，就要让他们能看到10年、20年后的未来，否则，人才最终会流失，创造力亦然，信息技术行业从跟跑到超车，关键就在创造力。

当然，让“码农”能打破“35岁天花板”，还需要其自身努力转型。从技术岗位转型，不论是转向综合管理岗，还是市场、产品岗位，一样需要相应的知识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