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科技讯 2月10日消息，自从蒂姆・库克(Tim Cook)取代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成为苹果掌门人后，他的诸多决定已将苹果变成了价值2.3万亿美元的科技巨头，并且仍然是苹果快速增长的驱动力。在库克领导下，苹果市值在2018年超过了1万亿美元里程碑，两年后又超过了2万亿美元。分析人士将苹果的成功归功于库克的精明管理、有效的政治策略以及愿意充分发挥苹果的市场力量。这可能预示着苹果可能与现任总统乔・拜登(Joe Biden)政府合作的方式，后者将继续致力于制造业带回美国。

交好总统，政治策略更有效

2012年1月，时任副总统的拜登曾向蒂姆・库克(Tim Cook)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苹果不能在美国生产iPhone？那是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竞选连任期间，库克的前任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刚刚去世三个月。拜登在帕洛阿尔托与库克和多位科技领袖共进晚餐，其中包括流媒体巨头Netflix首席执行官里德・黑斯廷斯（Reed Hastings）、谷歌执行主席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以及Facebook首席运营官谢丽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

出席晚宴的每个人都很清楚，在美国工厂大规模生产iPhone或任何先进的消费电子产品的想法是个异常艰巨的任务。亚洲大型合同代工制造商，特别是苹果的主要合作伙伴富士康，已经在中国建立了相当于城市规模的巨型工厂，拥有数十万熟练工人，而美国没有这样的规模。此外，中国工厂员工的工作时间通常要长得多，但薪酬却相对较低。

拜登的问题让刚刚成为苹果首席执行官的库克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他是将苹果的生产业务外包给中国的战略的设计者，而这一趋势越来越受到奥巴马政府的关注。但事实证明，库克在转移政治压力方面的经验非常老道，也肯定比前任老板更圆滑。

奥巴马曾经问过乔布斯同样的问题，后者直言不讳的回答登上了媒体头版，他称：“那些工作岗位再也不会回来了。”然而，库克的反应可能不那么直接，尽管不知道他当时具体说了什么，但在2010年年底，库克宣布了一项规模虽小但在政治上意义重大的转变。他说，苹果将开始在美国生产部分Mac电脑。

然后，苹果对中国的依赖只会更强，该公司在特朗普执政时期蓬勃发展。2018年8月，苹果市值达到了1万亿美元里程碑。短短24个月后，其市值又超过了2万亿美元。许多现任和前任员工、竞争对手公司的高管和华盛顿内部人士将这归功于库克的精明管理、有效的政治策略，以及充分发挥苹果市场力量的结果。特朗普曾称库克为“蒂姆・苹果”(Tim Apple)，他迷住了这位前总统，并赢得了其好感，同时也在中国市场取得巨大进展，并想方设法从iPhone中榨取更多收入。

库克对特朗普的态度表明，苹果可能会继续以同样的战略与拜登政府合作。未来四年，拜登所在的白宫将继续推动美国制造业发展，并可能支持国会对潜在的反竞争行为进行审查，Facebook和其他竞争对手认为苹果的权力太大。但库克始终在发动反击，他一边扩大自己对手机行业的影响力，一边推销苹果对保护隐私的承诺，将其作为对抗社交媒体公司做法的解毒剂。

此外，库克沉着冷静的气质使他非常适合应对紧张的政治氛围。盟友称赞他的作战技巧和外交本能，“股神”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说：“库克可能无法像乔布斯那样设计出绝佳的产品，但他对这个世界的了解程度，我在过去60年里遇到的所有首席执行官中，很少有人能与之相比。”巴菲特非常了解库克，他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持有苹果价值1110亿美元的股份。

结好富士康，建立供应链体系

库克曾在IBM工作了12年，在康柏(Compaq)工作了6个月后，于1998年加入苹果，至少在苹果的元老们看来，他似乎没有任何明显的个性。库克每天工作18小时，通宵达旦地发电子邮件。当他不在办公室时，似乎住在健身房里。与乔布斯不同的是，库克没有自称是一名艺术家。一位苹果前高管说：“库克始终都在努力工作，尽管这世间苦差事，我总是觉得他特别无聊。”

苹果在随后几年的扭亏为盈通常归功于乔布斯设计产品的天赋，从糖果色的iMac开始，它把曾经的米色电器变成了办公室用品。但在苹果转变为今天的经济和文化力量过程中，同样重要的是库克大量生产这些电脑，以及随之而来量产iPod、iPhone和iPad的能力。为此，他采取了与惠普(HP)、康柏和戴尔类似的战略，这些公司都曾受到乔布斯的嘲笑，但帮助开创了一个外包制造和定制产品的时代。

据两位曾与库克密切合作的人士透露，库克在管理康柏的硬件库存时，与富士康创始人郭台铭建立了友好关系。这家代工厂商最初只是一家低端制造商，早期的产品包括电视机的塑料频道转换旋钮和雅达利(Atari)游戏机操纵杆的连接器。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富士康已经进入到更复杂的制造领域，比如为康柏制造电脑机箱。富士康最终转向了生产其他个人电脑零部件，这些零部件是在深圳周围靠近零部件供应商的庞大工厂生产的。

库克加入苹果时，这些集中式工厂中心的效率比美国的任何工厂都高得多。1996年，苹果卖掉了科罗拉多州的大型工厂。库克到任后，他暂时裁减了爱尔兰的制造业员工，关闭了当时唯一剩下的位于加州埃尔克格罗夫(Elk Grove)的美国生产线，并将越来越多的生产外包给中国，从笔记本电脑和网络摄像头开始。

库克的全球供应链在戴尔和康柏开发的制造方法的基础上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大型个人电脑品牌往往将制造和重要的设计决策都外包出去，这促使电脑价格更便宜，但没有任何自家特色。库克的创新是为了迫使富士康和其他公司适应乔布斯、苹果设计总监乔尼・艾维(Jony Ive)所要求的奢侈美学和质量规格。苹果的工程师精心设计了专门的制造设备，并经常前往中国，他们不像个人电脑工程师那样长时间呆在会议室里，而是在生产车间里寻找硬件改进和生产线上的瓶颈。

代工制造商与所有大型电子公司都有合作，但库克让苹果从中脱颖而出，他提前数年斥巨资购买下一代零部件，并在关键零部件上达成独家协议，以确保苹果领先于竞争对手。与此同时，库克痴迷于控制苹果的成本。时任供应管理总监的丹尼尔・维达尼亚(Daniel Vida a)表示，库克特别在意交货时间。更快的周转速度让客户更满意，也减轻了储存未售出库存的财务压力。维达尼亚记得库克说过，苹果不能有“变质的牛奶”。据一位前运营主管称，库克将公司一个月的库存减少到了几天，并吹嘘苹果在供应链效率方面“超过了戴尔”。

郭台铭似乎总是乐于配合苹果，经常建造整座工厂来处理苹果向富士康抛出的任何极简主义而又别致的设计规格。乔恩・鲁宾斯坦(Jon Rubinstein)曾在乔布斯第二次重返苹果期间担任硬件工程高级副总裁，他回忆说，2005年和郭台铭一起去深圳参观iPod Nano的新工厂时，他差点儿心脏病发作。iPod Nano是一款比苹果初代MP3播放器小80%的微型设备，结果发现那里只是一片空地。然而，在几个月后，大型建筑以及生产线就拔地而起。他说：“在美国，你甚至无法在这段时间内获得批准。”

乔布斯和艾维的品味都偏向奢侈，这使得库克的团队在与供应商谈判时要毫不妥协变得更加关键。艾维的团队设计了一款定制外壳，可以优雅地固定Mac笔记本电脑上的USB端口，这位前运营主管回忆道，公司为购买同一基本部件的通用版本，支付的价格大约是个人电脑竞争对手的三倍。为了降低成本，“字面上的谈判甚至精确到小数点后第四位”。

在富士康制造的iPhone发布后，苹果对供应商的影响力有所增强，在最初的200天里售出了400万部。iPhone的一位供应经理说，到2009年，苹果越来越多地采取了一种“暴力”的方式来与亚洲供应商打交道。这位经理说：“苹果可以这样说：‘要么你们按照要求这样做，要么退出’。”他补充说，苹果开始“把供应商打得落花流水。”

打造多元化，对中国依赖日增

乔布斯两年后去世，让怀疑者预测，如果没有他源源不断的发明，苹果将停滞不前。事实上，真正的挑战是保持在中国的供应。运营经理们争先恐后地购买足够的、电脑控制的铣床和激光切割机。每一毫米都被仔细检查以节省开支，甚至连看似最不重要的部分也是如此。三名熟悉苹果供应链的人士说，有专门的苹果员工负责谈判胶水成本。

在后乔布斯时代的苹果，艾维的影响力也开始减弱，而库克则主张对新产品采取更具成本意识的方式。他命令运营团队从开发过程的最早阶段就与工业设计团队密切合作，而不是像乔布斯领导下的那样，运营团队在几个月后才加入。据一位参与产品开发的人士称，2014年iPhone 6是这场变革的“典范”。虽然这款手机的内部组件复杂，屏幕更大，但它去掉了iPhone 5和iPhone 5s背面的钻石抛光边缘和精确切割的玻璃部分，这些都是很难生产的。

据一位熟悉公司建设的人士说，即使是乔布斯微观管理的飞船式总部，也未能逃脱新的财务削减影响。库克的盟友试图大幅压低开支，包括去掉现在大楼周围的弧形玻璃。据报道，最初预计花费高达10亿美元。与此同时，库克以乔布斯过去抵制的方式扩大了业务。乔布斯喜欢指出，苹果需要打造精品，以至于其所有产品可以放在一张小桌子上。在他去世时，苹果只出售两款iPhone和一款iPad。如今，苹果同时出售七款iPhone和五款iPad。此外，库克还增加了相当于旗舰移动设备配件的高价产品，如AirPods和Apple Watch。

然而，尽管库克将苹果转变为一家更加多元化的公司，但它对中国的依赖却与日俱增。推动规模经济和制造一致性的唯一方法，就是将越来越多的苹果产品集中在深圳等地区。不过在2019年11月，也就是总统大选前一年，特朗普飞往奥斯汀会见库克，并参观了苹果的Mac Pro工厂。

在一群白宫媒体面前，库克称售价5999美元、面向创意专业人士的Mac Pro电脑是“美国设计、美国制造和美国独创性的典范”。在另一个时刻，两人靠得很近，这样库克就可以在特朗普赞许地点头时展示电脑的组件。库克指出，许多零部件来自亚利桑那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等关键摇摆州，特朗普曾承诺在这些州带来更多制造业就业机会。

特朗普吹捧该工厂意味着他兑现了竞选承诺，他表示：“我说过，总有一天我们会看到苹果在我们国家建厂，而不是在中国。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这就是我们的美国梦。”库克冷静地看着，没有提到工厂员工都显而易见的事情，即特朗普在撒谎，因为苹果已经运营该设施长达六年时间。

在特朗普执政期间，他和库克建立了一种独特的友谊，这让倾向自由派的苹果资深人士感到不安，他们无法想象，库克脾气坏得臭名昭著的前任会容忍特朗普这样粗鲁的人对苹果品牌的任何盗用。库克曾在2016年总统竞选中支持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他对特朗普处理移民、种族动荡和气候变化的方式表达了不同意见。但他也参加了总统的CEO峰会，以及在白宫和新泽西州贝德明斯特的总统高尔夫俱乐部举行的晚宴，并与第一女儿伊万卡(Ivanka)及其丈夫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加里・科恩(Gary Cohn)在2018年之前始终担任特朗普的首席经济顾问，他估计库克每四到六周就会来华盛顿一次，远远高于其他科技首席执行官的频率。科恩说：“他把找出我们可以在哪里合作作为他议程的一部分，我们的晚餐并不全是关于苹果的关税和技术，75%的谈话攸关生活。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CEO，要完成任务，你必须风度翩翩，善于沟通，善于倾听，而库克具备所有这一切。”

库克愿意做任何必要的事情来保护苹果以中国为中心的供应链，即使这意味着坐视特朗普编造谎言。特朗普在2017年中期表示，库克亲自承诺要在美国建造“三大工厂”，这也是错误的，但苹果拒绝纠正。在奥斯汀的拍照活动结束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今天我推动苹果在得克萨斯州开设了一家大型制造工厂，将把高薪工作岗位带回美国。”苹果对此也没有任何回应。

熟悉Mac Pro开发的现任和前任苹果员工表示，得克萨斯州的活动令人尴尬。自2013年首次用于组装Mac Pro以来，这家工厂经历了许多改建，但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此外，运营奥斯汀工厂的合同制造商Flex为此次活动做了些准备，将生产车间修剪得就像是舞台布景一样。一位工程师回忆说，新电脑的展出是为了“看起来我们像卖蛋糕一样卖这些东西”。据另一名员工称，许多员工放假一天，少数被允许留下来的、精挑细选的员工大多穿着蓝色制服假装在后台工作。这位人士表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作秀。”

库克似乎明白，尽管苹果很容易受到特朗普的影响，但他也可以利用公司的声誉和他的热情好客来吸引这位渴望主流认可的总统。特朗普政府一位前高级官员表示：“库克非常善于给总统带来视觉效果，因为苹果是一个标志性的消费品牌。他们的首席执行官与白宫一起工作，参加会议，与伊万卡一起旅行。你总是希望自己依附于一个好的品牌。”

据自奥巴马时代开始就参与该项目的前员工说，得克萨斯州的工厂本身长期以来一直令人失望。一位前高级经理说：“这是一次实验，目的是证明美国的供应链可以和中国的供应链一样好，但以惨败告终。”据知情人士透露，苹果2013年选择在奥斯汀生产第一代“在美国组装”的Mac Pro，因为它价格昂贵，销量较低，可以更多承受成本超支的代价。此外，Mac Pro也比智能手机大得多，这意味着从理论上讲，它应该比iPhone或Apple Watch这样紧凑和苛刻的产品更容易制造。

但后来供应链经理们看到了艾维团队创造的圆柱形早期模型，这使得Mac Pro看起来像是《星球大战》中的东西。苹果在亚洲的合作伙伴一直能够处理这种古怪的设计规格，但参与美国Flex工厂的员工们感到震惊，他们原本以为Flex会有类似于以前版本的、四四方方的形状。据苹果一位前高级员工说，他们最初担心不得不将方形部件装进圆形外壳中。

知情人士称，当苹果工程师开始在得克萨斯州设厂时，他们很难找到愿意为一次性Mac项目投资改造工厂的当地供应商。据一位前苹果供应链工作人员称，大量零部件需要从亚洲进口，这造成了延误和成本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例如，如果运来的货物有缺陷，得克萨斯州的工厂必须等待下一次供给。在深圳的工厂，供应更换只需很短的车程。这位工人说：“我们真的向供应商强调，在他们把产品送上飞往得克萨斯州的飞机之前，要对他们的产品进行三次检查。这让人痛苦不堪！”

招聘是另一个挑战。富士康员工需要的常见技能在美国很难找到，因为在美国，新员工可能以前在好市多(Costco)工作，而不是在电子工厂工作。一位前苹果产品工程师还记得，团队很难确定为什么装配线上的电路板是歪歪扭扭的。他们最终将问题追溯到一名工人莫名其妙地从左到右拧紧零件，而不是按照Flex提供的编号执行顺序。起初废品率很高，几位消息人士说，这些团队没有达到最初的交付和成本目标。

一旦产品的组装稳定下来，苹果的员工就会转向其他更紧迫的供应链项目，比如制造Apple Watch。不可避免地，这款手表仍在中国制造。圆柱形Mac Pro的需求弱于预期，Flex最终裁员。

无论奥斯汀工厂的问题是什么，它的政治利益都是巨大的。2019年9月，美国免除了进口Mac Pro至关重要的多个零部件的关税。几天后，苹果表示将在得克萨斯州生产新版本的台式电脑，该公司将其重新设计为更简单的四四方方的外壳。在2019年11月参观工厂期间，特朗普表示，他将考虑为苹果提供更多关税减免，苹果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获得了更多iPhone、iPad和Apple Watch关税减免。

根据白宫的一份表格披露，库克后来甚至送了特朗普在奥斯汀工厂生产的第一款新Mac Pro机型。尽管如此，一位熟悉奥斯汀工厂的人士表示，即使是在今天，该工厂也在苦苦挣扎。尽管Flex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该公司“对我们卓越的生产能力和可持续的创新供应链解决方案感到非常自豪。”

吸取教训，影响力激增惹关注

与此同时，苹果已经将AirPods的部分生产转移到越南，将iPhone转移到印度，该公司在印度也遇到了规模化和质量问题。即使是在2020年初导致富士康工厂暂时关闭的新冠肺炎疫情，也不能让苹果放松对中国大部分手机生产的控制。

据一位熟悉苹果物流的人士称，在进出中国的商业航班暂停的同时，苹果包租了私人飞机，让数百名员工飞往中国，监督生产和测试，并确保新机型在关键的假日季节之前上市。一位长期担任苹果运营经理的人还指出，即使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富士康仍然能够生产2020款iPhone的早期版本。这位人士表示：“你不可能就这么离开中国，特别是在生产和销售苹果设备方面。”

今年1月27日，苹果宣布，全球目前有超过10亿部活跃iPhone。韦德布什证券公司的分析师丹・艾夫斯（Dan Ives）说：“库克已经成功塑造了苹果供应链，这对库克来说是一项辉煌的成就。如果你回顾过去几年的情况，很多投资者都在打赌它会爆炸，成为笼罩在苹果头上的一朵巨大的乌云。”艾夫斯认为，苹果公司截至2月初的市值为2.3万亿美元，在未来12个月内可能达到3万亿美元。

即使特朗普离开白宫，库克的“走钢丝行为”也没有结束。在苹果发布财报的两天前，拜登宣布了一项名为“购买美国货”的计划，以提高美国商品的产量。他说：“我决不相信美国制造业的活力已经成为过去。”

在许多方面，库克现在正将苹果在建设中国制造网络方面学到的经验应用到其业务的其他部分，其运营能力使其能够大量生产更多的产品组合和配件。就像苹果利用其强大的购买力从供应商那里争取更多筹码一样，它现在也在利用其对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数字供应链的控制，其中包括公司自己的订阅服务以及第三方应用程序，以从客户和软件开发商那里获得更多收入。在10月份一份关于科技行业的报告中，美国众议院反垄断小组委员会表示，苹果应用商店的这种影响力相当于“垄断力”，并建议监管机构介入。

苹果对这一说法提出异议，但包括Spotify、Epic Games和Facebook在内的软件开发商也提出了类似的指控。Facebook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在1月份指责苹果利用“他们的主导平台地位来干扰”应用程序和定向广告。去年8月，Epic Games起诉苹果，称其通过强迫移动开发者使用其应用商店和计费系统，并在此过程中收取高达30%的佣金，从而保持了对移动开发者的控制。

Epic Games首席执行官蒂姆・斯威尼(Tim Sweeney)说，虽然他是库克和乔布斯的粉丝，因为他们颠覆了这个曾经由IBM和微软等公司主导的行业，但他相信苹果的表现就像它的死敌一样。他说：“他们做了很多我们认为令人敬畏并完全支持的事情，也做了一些我们认为是错误的事情。”

去年夏天，Epic Games发起了一场广告攻势，向苹果施压，要求苹果允许其在广受欢迎的视频游戏《堡垒之夜》中处理应用内购买，从而避免向苹果支付佣金。这段视频在YouTube上疯传，模仿了苹果著名的广告《1984》。

所有这些似乎都没有让库克或苹果望而却步。2020年9月，该公司反诉Epic Games.1月末，库克将矛头对准了Facebook，暗示那些批评苹果公司隐私政策的人只是想获取更多的个人数据，监管机构应该仔细审查社交媒体，而不是苹果。他在一次隐私会议上通过视频聊天发表讲话称：“如果一家企业是建立在误导用户、利用数据、建立在根本没有选择的基础之上，那么它就不值得我们称赞，它应该改革。”大约在同一时间，在新冠肺炎疫情再次来袭和经济持续不确定的情况下，该公司报告最新季度营收为111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 （腾讯科技审校/金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