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大洋彼岸发生的一些事让龙马君加深了对乌合之众的认识，某人的“支持者”打着支持他的名义，做到了他的敌人们四年都没能做到的事情。

乌合之众与一般个人的区别在于，当一群人组成了所谓的乌合之众，他们就好像丧失了思考能力与逻辑能力，完全搞不清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系。

打个比方，当一群乌合之众声称要保护您，那您一定要远离他们，他们下一步就会摧毁你——以“保护”你的方式。就像去年年初某个明星的粉丝所做的那样。

古希腊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也是个明显的例子。

这场战争的双方是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与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双方势均力敌，但在决策模式上存在非常显著的区别。

与斯巴达的寡头体制不同，雅典的决策由绝大多数成年公民组成的公民大会作出，当失去了伯利克里这样的杰出领导者，这种决策机制就存在非常大的系统风险——极易被非理性的群体情绪所左右。

公元前415年，西西里岛上的利昂提尼与叙拉古发生冲突，由于实力远不及叙拉古，利昂提尼向雅典求援。

当时的雅典刚刚打完与斯巴达的十年战争，非常渴望控制西西里来扩充自己的实力。然而，就当时情况来看，远征西西里并不可取，存在着非常巨大的风险。

第一，从雅典到西西里需要跨越半个地中海，这是典型的劳师远征，在古代风险极高。

第二，西西里的霸主叙拉古实力强劲，雅典的远征军并没有必胜的把握。

第三，虽然雅典与斯巴达缔结了50年的合约，但是一纸空文的和平条约随时可能被嗅到机会的斯巴达人撕破，他们很可能会趁火打劫。

即使是普通人也可以看出，出兵西西里极有可能酿成大祸，与得到的收益完全不成正比，然而当时的雅典民众却对前途渺茫的远征充满了热情。

他们先是被利昂提尼的使者狠狠忽悠了一番。

这位使者是当时闻名地中海的雄辩家，有点类似今天的明星。在雅典的广场上，他向台下的雅典民众宣称，西西里诸城邦无不倾心于雅典的成就，只要雅典的大军一到，叙拉古的霸权就会土崩瓦解。听到这个消息，雅典的民众无不充满了优越感，摩拳擦掌要去为利昂提尼火中取栗。

他们完全不考虑教训叙拉古这条地头蛇对他们而言有何意义。

在个别野心家的鼓动下，雅典民众对远征的前景更加醉心。西西里岛被描绘成白银遍地的所在，年长者憧憬着得到大量的战利品，年轻者憧憬着获得战功和荣誉，一般民众憧憬着远征期间得到的工钱。

他们完全不考虑这种收益背后巨大的风险。

雅典民众很快陷入了狂热之中。在这种狂热中，少数理智的主和派倒成了异类，他们先是被污蔑为懦夫，后来又被指责为不爱国。

主战就是爱国，主和就是不爱国，这种逻辑在任何地点任何时代都适用。

雅典的公民大会很快就通过了远征西西里的决议，一支200艘战舰组成的多达4万人的庞大舰队向着西西里岛出发了。对于几十万人口的雅典城邦而言，这几乎是所能凑出的全部军力。

如果说雅典民众的作死到此就结束了，您就太低估他们了。

雅典街头用于指路的赫尔墨斯的雕像被人捣毁了，平日声名不佳的亚西比德成了公众怀疑的对象。这位亚西比德，正是远征军的三位统帅之一。

稍有常识的读者老爷肯定知道，大军在外，稳住领军将领是重中之重，一切都要等打完仗再说。然而，激动的雅典民众是等不到把仗打完了，他们迫不及待地要求亚西比德回国受审。

还未等亚西比德回国，雅典民众又迫不及待地给亚西比德及其党羽按上了图谋颠覆雅典的罪名，并缺席判处他们死刑。

得知消息的亚西比德彻底震惊了，走投无路之下，他干脆投靠了雅典的死敌斯巴达，并把雅典的底细全部透露给了斯巴达人。面对着这个千载良机，斯巴达很快决定参战。

斯巴达参战之后，西西里远征军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4万远征军全军覆没。

了解了以上历史，我们大约可以认为，雅典的那群乌合之众做到了最杰出的斯巴达将领都做不到的事。说他们彻底改变了历史走向也不为过。

当人们处在群体之中时，个体的行为是无足轻重的，他们不用为顺从群体的行为付出任何可预见的代价。而他们得到的归属感与满足感又是醉人的，不需要做任何思考，只需要顺从多数人的意志即可达到这种精神上的满足。

这就好像是皑皑雪山上的雪花，处在雪堆中时，似乎每一片都是岁月静好、纯真无暇，然而待到雪崩之时，又有哪一片是真正无辜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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